8月6日晚，人民日報客戶端發表署名“柳葉刀”文章，《周永康后，中國要打好“三大戰役”》。
文章指出，政治上的反腐與制度化、經濟上的市場化與再分配、外交領域的發展空間與和平崛起可以視為本屆政府抑或多屆政府需要持續挑戰的三大戰役。
以下為文章全文：
早在2013年底，周案已經近乎蓋棺定論，只是實操中步步為營罷了。以反腐敗為抓手、以周永康為重心，新一屆政府打了一場大仗，就像復刻了解放戰爭時期的“遼沈戰役”：查辦石油系如同打下錦州，剩下的都是甕中捉鱉；此后對四川官場的徹查、政法系統的清理可以看作是血戰四平、圍獵長春。
但是，遼沈戰役只是一個開端，重要的是后續怎么辦，下一步在哪里？
第一大戰役：四中全會與法治社會
四中全會即將召開，主題已經提前確定：依法治國。對此，需要為習大大和本屆政府的“超前動作”點贊。一般而言，一中二中定人事，三中搞經濟，四中抓黨建和落實，這次四中全會抓法治，可謂特例。
首先，原本以為依法治國這樣的議題會在下一屆任期、至少是下一年才會大動作，但是讓人看到了本屆政府“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的精神。以庸俗的政治觀來看，目前還處于打老虎、拍蒼蠅的進行時，還處于王岐山所說的“治標”階段，是運動反腐。這時候強調依法治國，有些人難免會以為這是一種“收官”的信號。但是，想一想，徐才厚案還未定奪，新一批的巡視組還在地方扎根，應該不是反腐運動的終結，更可能是把制度建設和治標運動同步進行——倘如此，幸甚。
其次，現在主流的反腐運動究其實是治黨、治軍之策，但是，中國社會的腐敗根深蒂固、范圍極廣，需要運動反腐、制度反腐、群眾反腐的結合。法由人而定，法依人而行，談何容易！比如，嚴法之下，不少地方政府出現了不作為、但求無過的“看官”，等等，挑戰眾多。
近期，眾多國企內部的腐敗被查辦，不少外企也因行賄、壟斷等訴諸司法，吳英案、唐慧案等民間民粹對司法的干涉也屢見不鮮……這些不同層面的變相違法案例，只靠中央決心，斷然無法解決，嚴肅法紀、公開透明還是根本所在。但是，中國并不缺法律條文，而是執行不力，有法不依。這種情況下，提出依法治國的重心，恐怕不是立法、守法，而是關注預防、執法、及違法之后的懲戒。對此，還需要很多創造性的解決方案，這也應該是此次四中全會的著力點。
綜合看，反腐運動與法治，仍然可以視作是遼沈戰役。
第二大戰役：高效市場經濟與優化分配
首先，要完善高效公平的市場經濟機制，但不能掉入陷阱。比如，某知名經濟學家曾經強調市場的萬能性，最近也不得不承認市場也分為好的市場、壞的市場。殊不知，這也是另一種思想上的混沌，好、壞本身就是道德法則，與立場有關。強人如劉漢者，自然認為官商就是對他最好的機制；得暴利如地產商者，也可以滿口正義成為創業導師，認為他們的資本是應得的……
市場優劣，第一要看它是否促進了生產力，有很高的資源配置效率；第二就是它是否相對公平。比如，壟斷國企自然必須改，特別是要建立董事會、經理人和監管人結合的公司治理機制，需要優化經濟增加值考核，需要向社保分紅，需要引入國企間競爭，逐步打開私企牌照準入等市場化舉措，也需要反腐——但是，這與崽賣爺田、變相管理層收購毫不相關。在中國最牛的企業，如華為、阿里巴巴、招行等，管理層所持股權反倒不多。
而且，中國的市場建設中，最嚴重的問題是政府僭越與缺位并存。比如，本周李克強總理提到的政府過多的審批有尋租嫌疑，比如，對土地出讓的過多干預是裁判員參與比賽的問題；反過來，現在市場中還有很多政府該干而沒有干好的，需要去補足，比如，食品藥品監管、國資賤賣、地產商各種逃稅避稅……這種情況下的自由化只能是一切權利歸資本。
其次，市場不是萬能的，必須通過制度優化財富分配。在全球30多個發達國家里，日本、韓國、德國、法國、北歐五國的貧富差距都不算大；而美國、英國為代表的盎格魯撒克遜法系則要大得多，幾個并不發達的金磚國家反倒基尼系數很高，這都與它們的經濟制度休戚相關，特別與它們的經濟分配制度相關。不如，更低的資本稅必然導致貧富差距過大，而對促進經濟增長幾無幫助。對該問題，在歐美炙手可熱的法國經濟學家皮克提的《21世紀資本論》所述頗多。
中國有太多人致富是靠著“封建資本主義”的裙帶關系（比如，很多私營礦山來自低價非法獲取國家資源），“野蠻資本主義”的資本增值（比如很多房地產商囤地待漲）。這些問題導致了社會的極大不公平，是貧富差距里不能容忍的部分，是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里那些最陰暗的部分。所以，需要建設現在還千瘡百孔的市場，但是又不能讓政府僭越或缺位；要解決貧富差距問題，不能放過裙帶資本、野蠻資本，但是又要鼓勵真正的企業家精神和動物精神。這個戰役幾乎攸關所有官僚資本和野蠻資本家的利益，比之反腐，難度有過之而無不及。
要順利解決市場化問題、顯著解決貧富差距問題，就要堅定不移完善市場制度，兼顧保護優秀合法企業家利益，需要和日本一樣與資本一方“春斗”，需要和解……可以視為平津戰役。
第三大戰役：和平崛起與生存空間
與內政相比，關注外交的人要少得多。但是，在地球村當中，中國的未來與全球的未來密不可分，中國必須要在全球尋找資源、尋找市場，直面競爭又要廣泛合作——所以，某種程度上，國際關系的成敗也關系到國內的很多事務的成敗。
本屆政府在外交方面應該說積極進取、剛中帶柔，延續了中國在外交上的成熟思路并有明顯推進。其中，政治上依靠中俄戰略合作伙伴關系、金磚四國峰會、中非峰會、上合組織四大互相交叉的不結盟合作；經濟上借助77國集團、金磚銀行、中歐多國貨幣互換、東盟10+3等關系讓中國的外交基線變得非常穩健。同時，中國與歐洲多國實現了經貿上的緊密合作，在政治上與英、法、德等距離外交，與“老歐洲”的關系大體無虞；在復雜的中東關系上，中國沒有過早受到誘惑卷入，堪稱明智。
如是，主要矛盾落在了南海、東海為核心的太平洋沿岸，日本、菲律賓、越南背后都是中美角力，這也是最難處理的一對矛盾。中國數年內的實力都不足以挑戰美國，但是，又必須現在就直面站在門口的巨人，如何和平崛起又保障自身的生存空間，相當不易。
這種競爭，最好的格局就是：軍事上威懾但不破局，政治上合作為主競爭為輔，而在經濟戰場上暗中角力。其實，我們已經可以看到這種格局：八一建軍節之前，中國舉行了備受矚目、近年來最具實戰性的朱日和軍事演習，低調公布了有史以來最強大的東風41戰略導彈，威懾之意明顯；政治上，在東烏克蘭、伊拉克、巴勒斯坦等地，兩方都相當謹慎，寧可置身事外、選取棄子戰術，生怕陷入泥潭影響主戰場；而在雙方利益最攸關的地區，無論是中日關系、中菲關系上，又互不相讓……這種格局肯定會在相當長時間內存在。最終，戰場可能在企業和經濟戰場展開。偏偏在經濟領域，特別是企業市場上，政府所能起到的作用并不是很多，更多要靠企業自身，政府更多是順勢而為。
比如，最近一段時間，中國政府都在積極去IOE（去IOE是對去“IBM、Oracle、EMC”的簡稱，三者均為海外IT巨頭），針對高通、微軟等反壟斷，還查辦了葛蘭素史克等外企腐敗案。去IOE可以給華為、浪潮等IT企業一些空間，但是，在大多數領域，如專利藥、操作系統和芯片等領域，中國廠商相距甚遠，未必就能給國內企業帶來很大的市場機會。這些主要市場說了算的領域，也不可能砸下四萬億就能起到效果。反倒是一些領域的國企更為適合，比如，中石油已經超過埃克森美孚成為全球石油儲量第一的公司，比如中國的高鐵已經成為經濟外交的一個重要手段……這其實與國企的身份關系不大，是因為這些領域恰恰不僅僅市場說了算。
可見，中國爭奪國際生存空間的路還有很遠，對國家來說風險重重又不得不為，對企業和市場來說，還有賴于中國未來的企業家和90后、00后新生代們，是一場需要高層指揮大兵團作戰、但是又需求全民參與的“淮海戰役”。
正是因為有了前期反腐體現出強大力度，人們當然對本屆政府有更高的期望。政治上的反腐與制度化、經濟上的市場化與再分配、外交領域的發展空間與和平崛起，可以視為本屆政府需要后續挑戰的三大戰役——抑或需要多屆政府延續下去的命題。
